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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出现状况都几乎不需要去看医生。有一次和姐姐们玩姐姐不小心撞倒我，压在我身上，我瞬时休克昏死过去，口吐白沫。姐姐吓坏了去喊奶奶，他们把我弄到房间床上，喊来赤脚医生，掐了人中，我才缓了过来。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去医院检查下。小时候我身体弱，医生说我贫血，爷爷给我买了一次治疗贫血的药，粉末的，热水冲开了，特别好喝。但只为我买过一盒，后面再无。家里并不是村里穷的人家，却不在意我的身体，只是给我多吃点菠菜，说可以补铁而已。我大抵天生就是那么个卑贱的命，不需要谁人对我好。
还有一年，我的脚被暖水瓶烫了个泡，因为还需要我挑水拉车，后来那个泡就发炎了，爷爷也没有带我去看，只是拿双氧水给我擦擦。后来整个脚都肿得穿不了鞋，才去镇上医院看了一次。回家后爷爷继续自己给我换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换药奶奶在身边看着爷爷给我用双氧水擦涂，突然说：“那是骨头吗？那么深了？那是骨头啊！”都看到白骨了！爷爷却依然自顾自地给我涂，一边说着：“就是要把这些脓都洗掉就好了！”我痛得不行，真的是酷刑一般，但我都没有哭过一声，没有挣扎过一点。我知道是那个剧痛在抵消着我心里的痛。似乎我受了苦，他们就会可怜我，才会对我好一点。因为我害怕他们嫌弃我，害怕他们不要我了！后来的依赖自虐也许一样是希望自己的痛苦能换来别人的怜悯和原谅，盼望着以此换来他们能对我好一些。
每年夏天闹洪水，我们村里的水库都会淹没大坝，那是出村去上学的唯一的必经之路。同学都有爸妈送出村，我自然是没有。每一次都是推着自行车，害怕地抓着同学爸爸的车子后座，心惊胆战地趟过洪水，唯恐自己要被冲到大坝下面去。有几回，我甚至呆望着坝下，洪水啊就把我冲下去吧，让我死了算了，还找什么借口呢？那时候的我已经厌世了，自己也不自知，只是实在痛苦难耐。
有一年家里养了好多小猪，要拉到镇上的集市去卖。爷爷骑着自行车，却是我在后面拉着车！对，是我拉着车，车上一车小猪。他骑得飞快，还责怪我拉车跟得太慢了。那年跟着爷爷去矿上卖葡萄也是如此。几公里外的农村土路一路都是田地，大夏天的少有人影，爷爷依然自顾自地骑车也不等等我。我累得气喘吁吁，被落在后面很远，到家还被他一通数落。就那么对我不公，我都没有半句怨言说与爷爷。我就是那么的逆来顺受，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一点期望，对自己所受到的待遇也是毫无期待。似乎我生来就是个受苦的命！这种刻板印象导致我从来不会对别人有任何要求，一味地付出我的所有，唯恐自己不被欢迎，这也注定了我一直不被珍惜。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别人怎么会爱我呢？
五年级时冬天，我跟着数学老师去县里参加奥赛，下着大雪，骑着二八自行车，那时我还上不去大梁，只能掏着腿儿。当时从家里骑到村口，望着眼前一大片白雪茫茫的路，瞬时觉得实在太远了，县城我只去过一次特别远，靠着我掏着腿儿什么时候骑到县里去？骑到镇上都费劲！老师鼓励着我们几个孩子，我是最瘦小的一个，也是骑车最费劲的一个，是唯一一个需要掏腿儿的孩子。天不亮就出的门，终于在考试前到达考场，十几公里的路程。后来的日子里每一次我遇到坎儿过不去，我都会想起那个大雪天里掏腿儿奔赴考场的小女孩。那么辛苦的她，都熬了过来，已经长大成人的我，怎可输给她？
小升初时姐姐送我去考试，中午休息我发现一个男人总是盯着看我姐，那个坏人的眼神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坏人！我告诉姐姐要小心点，不要在这里呆着了。姐姐还不信，考试前我又拜托老师去关照下我姐，有个坏人跟着。老师说：“你快去考试吧，小孩子知道什么？你姐比你大，还不知道保护自己啊？” 我说：“不行，你必须去帮我看看，不然我不考试了，我自己去看！” 老师答应了我，我才安心的进去考试。后来别人问我怎么看出来的，我说感觉是个坏人，其实我心里知道，坏人那种眼神在我六岁那年便抹不去了。一眼就看得出，我怕那种眼神！
读初中时需要住校，人家都有家长送，我自然是没人送的。自己骑车驮着铺盖卷，就去了镇上的初中。当时村里一个爱酗酒爱打孩子的爸爸，骑车送他女儿去学校住宿，我都羡慕得很。哪怕我的父亲也酗酒，也爱打我，起码在我身边，还有那温情的时刻，在我身边照顾一下我，给我一点点陪伴和呵护，我也甘愿每天都被打，也都可以。那个宿舍非常的简陋，大通铺，白天卷起褥子就吃饭，晚上铺开褥子就睡觉，还是两个人一个铺位的那种。
有一回父母带三岁的弟弟回农村老家来，我刚放假，大人让我看着他，他要我给他弄断一根铁丝，我哪里弄得断？只好拿起斧头试图砍断它，结果三两下却砍到了自己手指。已经是傍晚了，也许天色有点暗的缘故。流了好多血，我痛得吓得哭着跑向屋内找奶奶。恰好父亲回来，急忙间，父亲骑车载我赶往镇上的医院缝合伤口，若非他恰好回家，我恐怕又只能在村里的小诊所草草包扎，之后由爷爷接手换药，无论伤势多重，送医院总是那个不会被考虑的选择。
那个夜晚的记忆尤为清晰，缝针归来，家中情景历历在目：母亲拥着弟弟坐在沙发上，奶奶则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母亲并未对我的伤势投以丝毫关切，而是径直询问起受伤的缘由。由于恐惧大人的责备和因就医花了家里的钱，我说了谎，说是弟弟不慎伤了我。尽管弟弟年幼，却也明白真相并非如此，他摇晃着脑袋，坚决否认。母亲紧抱着弟弟，断言道：“不可能，弟弟从来不会说谎的！”我承认我是说了谎，那是出于恐惧，害怕自己被大人嫌弃。然而，母亲对我的伤口视而不见，甚至在我与弟弟之间，她更愿意相信那个三岁的孩子，而非我这个长期留守、缺乏陪伴的女儿。手指的疼痛让我本能地靠近奶奶，只有她给了我些许安慰，告诉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一夜，我居然未曾从母亲那里得到半句安慰。
此后多年，母亲还不时有意无意地提起：“那个手指其实是你自己弄伤的，不是你弟弟。” 她是对的，错的全在于我，或许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眼中的错误，因此才如此不受待见。拆线那天，父母已带着弟弟返回城里，我只得独自骑车前往医院。由于去得太晚，拆线过程异常痛苦，护士询问家人何在时，一句话便问的我，眼泪夺眶而出。
读高中时，每次回家，奶奶都会向我哭诉我不在家时她与爷爷的争吵。奶奶总是这样，她不愿让城里的儿子担心，却把我这个孙女当作了唯一的倾诉对象。我曾动过退学的念头，想回家照顾奶奶，但父母坚决反对，我只得继续学业。正是从那次退学风波开始，家人对我的关注才渐渐多了起来。父亲和母亲分别到学校看过我两次，但母亲曾去高中看望过一次的这件事却被母亲反反复复提及了许多年，仿佛她为我付出的那一点滴都需要我铭记在心，感激不尽。
如今，母亲已步入晚年，我尽己所能去孝敬她，我们的关系也有所缓和。除了她偶尔会提起那两次探望，我已不再介意。因为我深信莫言母亲的那句话：“当年的那个人不是眼前的这个老人。”即便父母如今表达了歉意，也无法抹去当年那些伤痛。
回望过去，那些经历仿佛属于另一个人，我就像是个旁观者，看着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女孩，用她瘦弱的身躯和稚嫩的心灵默默承受着一切。在那个时刻，这人世间，没有人站在她身边，只有那个同样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奶奶，给过她一丝温暖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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