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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民新的案子,虽是南京区提供的线索,可抓到钱民新后,他又是劝降钱民新,又是让他提供最重要的情报。
钱民新记忆力确实不太好,但他能记住的,都是些重要资料。马元放一直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而李达三也一直隐蔽得很好,黄征夫是特派员,都是重量级人物,结果都因为他而暴露。
隐蔽得再好的特工,如果身份信息的保密工作没做好,也是白费工夫。
这让胡孝民更坚定了自己之前的想法,自己的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现在的身份,知道的只有上海区的区长李公树,就算是书计齐兵,也只知道他的代号,却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
胡孝民笑吟吟地问:“钱先生,南京区的名单,你应该记得吧?”
钱民新说道:“记得是记得,但有些人的地址,我是真不知道。”
胡孝民说道:“记得多少说多少,既然大家成了兄弟,你从军统那边拉过来的人越多,在这边就越受重视。你看万千良,现在是大队长,江之林是总队长,你如果过来,如果没几个得力的手下,也是不好安排的。”
钱民新决意投敌,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不能给他任何暗示,更不能让他看出自己的身份。
这个时候,必须公事公办。既要树立自己情报处长的形象,也要让钱民新发现不了自己的破绽。
钱民新明亮的眼睛望着胡孝民,似笑非笑地说:“郑士松呢?他好像也带了不少人过来,现在可没好下场。”
胡孝民郑重其事地说:“那是因为他不跟赵部长一条心,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在特工总部,如果不跟赵部长一条心,都不会有好下场!”
钱民新沉默不语,他在考虑,如果自己把部下都招出来,他们是会被处决,还是会同流合污?
钱民新说道:“我考虑一下吧,能否跟赵先生说说,先去劝他们,愿意过来的,就一起搞和平运动。不愿意过来的,由他们去。”
胡孝民笑道:“当然可以。”
他的笑很勉强,可以说是酸楚。看样子,钱民新是真的要投靠特工总部。
钱民新很快招供,同时被捕的上海区助理书计乔春桃,却表现得很顽强。他到特工总部后,大骂这帮汉奸特务,说他们以后不会有好下场,子子孙孙都要被人唾弃。
这些话,正中特工总部这些人的痛处,乔春桃骂得越痛快,他们下手就越狠。这个32岁的汉子,在特工总部惨遭非刑殉难。
胡孝民听到消息后,当时愣了一下。如果钱民新有乔春桃一半优秀,哪怕只推迟几天投敌,再把通讯录在路上处理掉,也不至于连累其他人。
钱民新问:“胡处长,我的家人,能接来上海吗?”
他投了敌,最担心的莫过于家人的安全了。以戴立的手段,如果知道他投敌,恐怕会把他的家人控制起来。
胡孝民安慰道:“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会安排人,钱先生如果有可靠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去接。”
钱民新投敌的情报,当天下午就传到了上海区,齐兵马上让电台发报,抢在特工总部前面,尽力通知那些人转移。
然而,南京区的动作更快,他们派到上海的人,拿到通讯录后,一个电话就打到了马英良那里,将最重要的情报传了过去。
幸好,通讯录里只记了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说马元放、李达三、黄征夫等人,但南京区的人员,却还没有暴露。
等重庆转过来的情报发到南京时,南京区书计魏颂平看到电报,惊得目瞪口呆。昨天还在问起南京谁去了上海,今天就抓到了人。最让他吃惊的是,钱民新竟然投敌了,他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也被敌人搜去。
魏颂平经常与钱民新在一起,他知道通讯录上的内容。作了马元放和李达三、黄征夫之外,还有两个打入汪伪,并且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黄逸光和邵明贤。
黄逸光是一位华侨出身的爱国青年,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由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就算是在墨西哥这个饱受美国欺凌和内乱的国家,中国“东亚病夫”的恶名也不胫而走。
黄逸光深以为耻,因此他自小就锻炼身体,同时在当地的学校努力学习。在墨西哥的国立师范大学后,他认为当时兴起不久的航空业是一个强国的途径,于是又在当地的航空学校就学,希望自己能够学成报效祖国。
1935年,为了增加自己的经历和见闻,黄逸光和好友开始了环球旅行。在旅行至法国巴黎时,和当时在法国的汪即卿相识。
1937年抗战爆发,黄逸光毅然回国。先去了汉口,在那里,他和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即卿再度会面,汪不仅写了介绍信让他参加空军,还请他在私人寓所住下,意图拉拢
1940年3月,汪即卿还都后,开始了对黄逸光这位他眼中的故交的诱降。黄逸光不为所动,并将此时汇报了上级。这时,戴笠得知这个消息后觉得是个刺杀汪精卫的好机会,于是,空军方面顺水推舟将黄逸光调至军统,准备利用黄逸光和汪即卿的关系伺机刺杀汪精卫。
于是,黄逸光按照指示,假意投靠汪伪前往南京,并住在中央饭店的304号房间。被伪政府委以伪教育部专员及伪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由于与汪精卫的接触机会不多,因而一时难以下手。
黄逸光徒手打死过老虎,是知名的大力士,他的暗杀手法是准备在汪即卿单独接见时,徒手将汪掐死。
可惜,到南京后,汪即卿一直没空接见他,否则中国这个最大的汉奸就会死在他上。
然而,黄逸光还没动手就已经暴露,他必须通知黄逸光迅速撤离。
除了黄逸光,还有邵明贤,他是浙江分水县百新乡人。早年在家乡教书,后毕业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分水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瑞安、嵊县公安局长。1930年后,先后任江苏省江宁县警察局局长、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邵明贤任江宁县警察局长时,当时的江宁县是首都南京的“模范县”,县长就是后来在汪伪政权的首要份子梅秘书长。
正因为邵明贤与梅之间有这么一层渊源,所以在梅投伪之初,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办理警察训练的邵明贤前往“襄助”,参加“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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